第4期精選——專訪 JCIHK 會員 2

2. 你有沒有留意歐洲與香港年輕人之間有甚麼文化差異？香港人強調效率。我們樣樣事情都做得很快，而且以目標為本。我們很難純粹地向別人表達愛與關懷。但大多數歐洲人希望追求生活質素，也不會害羞去表達愛與關懷，因為他們成長的地方有很多口頭讚賞，氣氛溫暖而和諧。

3. 與歐洲國家的人脈／對當地的熟悉，對你的事業是優勢嗎？這對我的事業肯定是很大的優勢。我從事電子製造業的全球貿易，經常需要在同一天與不同的人開會／通話，例如早上與亞洲人通話、下午與歐洲人開會，晚上則與美國人進行電話會議。能夠靈活地在不同文化之間切換，憑着我對語言與文化的認識，與人會面時留下很多難得的回憶。

4. 青商哪一部分對你最有價值？為甚麼？與不同的人一起做不同的工作計劃。有時我在青商或生活中工作、處理一些問題時，會變得煩躁。我總要提醒自己保持耐心、心境平和。當我調整心態，情況往往便會好轉。正如我在青商與人共事時，我寧願聆聽別人，並向他們表達關懷。

專訪經緯青年商會會員 Cheryl Ma

我在比利時的實習 我在比利時實習時，有一段難忘的經歷。大學期間，我獲提供為期兩個月的實習機會，到一個名為歐洲直接營銷聯合會（Federation of European Direct Marketing，FEDMA）的非政府組織實習。地點在比利時布魯塞爾。也許因為我會說一點法文，大學便把我派到那裡。

在比利時工作

FEDMA 處理歐洲直接營銷的營銷規例。它代表營銷人員的利益，並與有意影響法例的協會及公司合作。它讓會員、政府、傳媒、商界及消費者掌握歐洲直接、互動及數碼營銷行業的最新動向。我當時是法律學生，對立法過程很有興趣。這次實習讓我接觸一個新領域，因為我既不是歐洲人，也沒有任何營銷概念。我對歐洲的營銷政策一無所知。在那裡的短暫時光，我努力去理解並作出貢獻，閱讀相關文章，並幫忙把短文翻譯成英文。FEDMA 的同事亦帶我出席他們在歐洲議會的會議，他們在會上為其會員及直接營銷行業的利益發聲。這簡直把我從教科書裡拉出來，讓我看到法律在現實世界中是如何制定的。

歐洲的工作文化

最令我難忘的是歐洲的企業文化。我們每個星期一早上都有例會。在討論任何工作事宜之前，包括公司主管在內的每一個人，都會分享週末、旅行和家庭的事。每天早上，同事到達辦公室時，也會逐一走到辦公大樓的每個房間，向每位同事道早安。身為實習生也能感到如此受尊重，令我至今在香港工作仍保持這個習慣。辦公室是一座以布雜藝術（Beaux-Arts）風格建成的三層歐洲建築。後院是一個美麗的花園，我們都坐在一起享用午餐。燒烤很常見，因為我們可以自行取用那裡的用具。工作生活比在香港相對輕鬆。

在比利時的生活是怎樣的

比利時的整體文化也很不同。在繁忙時間，火車或鐵路因電力中斷而停駛時，人們冷靜得面無表情。這是常見的現象。你也可以蒙着眼過馬路，因為沒有司機會在路上搶行（而疏忽駕駛的罰則高得驚人）。我當時唯一的壓力，是要在午膳時間趕火車到超級市場買餸，因為超級市場下午6時關門，正好是我下班的時間！星期日所有商店也都關門，因為人們把時間用來陪伴家人。週末，我通常乘火車，或搭乘 Ryanair 和 Easyjet 的廉航，到其他歐洲城市遊覽。有時，我的室友——一位意大利人、一位秘魯人，以及一對比利時夫婦——會開車載我到附近的一些城鎮，我們會一起度過一整天。那對比利時夫婦是馬戲團的雜技演員，他們甚至帶我去看他們練習！

比利時人怎樣看比利時

儘管比利時被描繪得那麼好，國內也有一些心懷不滿的人。一位年輕同事向我表示，他決心移居美國，因為比利時稅負沉重，而美國有更多機會讓他證明自己能夠成功。

歐洲、JCI 與 COVID-19 我於去年11月前往愛沙尼亞塔林參加 JCI 世界大會。我遇見的歐洲人大多是專業人士，例如律師，或充滿熱誠的企業家。與 ASPAC 相比，世界大會更側重商業聯繫、銷售及數碼營銷等相關題目；而在韓國濟州舉行的 ASPAC，則有更多環節涵蓋領袖技巧。COVID-19 影響各行各業，並使許多活動停擺，但 JCI 會員仍然熱切發展他們的領袖技巧。我看到有些會員在這充滿挑戰的一年善用了人脈。他們邀請講者，為我們的會員帶來寶貴見解。例如，騰龍青年商會7月月會（MFG）上來自傳真社（FactWire）的講者，就通訊社如何致力從事實中尋找真相，提供了深刻的見解。所有參加者都從這項活動中獲益良多。